1950年4月，山东无棣县城关，一个骑单车的干部贴出了寻人启事。当时掌握的线索很少，中央是通过山东方面来查找这个人的。

启事贴出去，人还真找着了。可这人干过国民党的警察队长、又当过监狱看守班长，正因历史问题被无棣县公安管制。谁也想不到，急着找他的电报是从北京发下来的。

那个代号OX到底是谁给他起的，他又做过什么，值得几位当年的草岚子囚徒、如今的开国元勋惦记十几年，后来给他干部行政十八级这一基层干部待遇？

一封写给老家的信，把看守领进了政治犯的号子

被找的人叫牛宝正，1886年生在无棣后牛村，家里穷，没念过多少书。1910年搬到县城东关，1919年进县警察大队当骑兵正目，后来升了分队长。1928年直鲁联军散了，鲁境不太平，他解甲回家。

闲着也是闲着，跟朋友跑到北平谋事，东拜西求两年多，一个饭碗也没找着。直到1931年，托人找到北平宪兵侦缉队一个队长，经这层关系，才补上草岚子监狱的缺，先当看守员，后来升看守班长。

这差事的分量，他一开始未必掂得清。草岚子那地方跟寻常牢房不一样，归军队管，关进来的都是政治犯，人多时百余人，少时也有六七十。除女犯外一律上脚镣，大号镣七斤半，小号三斤。

想出去只有一条路：登一份反共启事，履行手续。

不登，刑期满了也照样关着。1931年6月，河北省委被叛徒出卖，一批秘密党员先后被押进来，前后关过四百多人，其中六十一位一关就是四五年。

牛宝正在这群人跟前，从头就不像别的看守那么凶。犯人对他也有几分好感。

狱中党支部为了对敌斗争方便，给看守管理人员按英文发音各起了一个代号，管他们这一班的姓牛，就按“牛”的英文发音，叫作OX，翻成中文写成“欧克司尹”。号子里的人一说OX，彼此都知道指谁。

这个代号是别人给他起的，他自己未必听说过。转折是从一封家书开始的。老家来信说母亲病重，没钱医治。

他想请别的看守替他写回信，又不肯让人瞧见家里那副寒酸窘迫的底细。他看杨献珍像个读书人，某天拿着信纸走进杨献珍的监房，请他代笔。

一个看守肯把家里最难堪的事摊给犯人看，这在狱中党支部眼里就是一个口子。支部随即定下争取他。杨献珍主动跟他搭话，凑钱接济他病中的母亲，又请他帮忙买些书报。牛宝正应下了。

往后几年，他天天跟这些戴着镣铐、挨过毒打却不肯低头的人打交道，人心是熏出来的——他慢慢成了同情革命的人。一个为糊口才谋这份差事的人，被当成人看之后，选了哪一边，后面的事说得很清楚。

他送出去的每一封信，都够要他的命

他做的事很琐碎，也很要命。晚上，他打发妻子或者儿子出门，去东四十条、鼓楼大街那几个联系点，把信送出去，再把回信取回来。探视日，狱方眼睛都盯着来探监的人，他在暗处护住那些以亲属名义进来的地下党联系人。

狱中要读马列原著，多是外文本，英文版由杨献珍翻译，书从哪儿来？受人之托，他到书店买回英文版的马列著作，再想办法带进那道装着铁丝电网的高墙。一个看守班长替对面的人送信、买书，被抓住是什么后果，他心里有数。

这座监狱由军队管辖，对政治犯下手从来不留余地。他还是接着做。更险的是情报。1934年冬到1935年，他把自己在岗位上听来的几件事，一件件递进去：北平军管会政训处要搞第二次大审查。

宪兵第三团派了两名特务伪装成政治犯，打进监狱侦察。宪兵第二团密报南京的特务机关，点了十二名革命骨干的名字，要下杀手。

这些消息提前进了号子，狱中秘密党组织就有了准备的时间——该防的防住，该藏的藏起，审查一次次被顶了回去。1936年，全国抗日浪潮起来了，华北的党组织缺干部缺得厉害，白区工作大量摊开却无人可用。

北方局认为，草岚子里那五六十名党员多是骨干，应当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让他们出狱工作，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，中央研究后予以批准。

指示怎么送进那道电网？还是走牛宝正这条线。他被称作狱内外的第一联络人，负责把中央关于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传进去，再把里面的意见带出来。

当年9月上旬，第一批九个人走出草岚子，9月下旬又是二十一人，前后六十一人分九批出狱。要说清楚一点：把人接出去的是组织的决策和执行，他是那条通信线上的人。

可这条线要是断了，指示进不去，里面的人不知道外面已经拍了板，什么都无从谈起。线走得太密，终归会被闻出味来。1936年底，监狱当局盯上了他，把他抓了。软的硬的都用上，严刑逼供，他一句不招。

当局气急败坏，准备判他极刑。北平的中共秘密组织在这个当口把他捞了出来，帮他逃离北平，家眷也被暗中护送出城。他带着一家老小回了无棣，做点小买卖度日，从此和党组织断了联系。

北平那几年的事，他没再对人提起过——那本来就是不能说的事。

找到他时，他正因历史问题被无棣县公安管制

1949年10月开国大典之后，当年草岚子里的那批囚徒已经站到了另一个位置上。安子文那时是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，刘澜涛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。

他们回想在草岚子的那几年，谁都没忘了那个代号OX的看守班长，商议着要把人接来，给他一份应有的报答。可手里的线索只有一条：山东人。别的一概不知。

不久，一份加急电报发往山东。1950年4月，山东省委的公文下到无棣县当时所属的垦利地委，地委派专人携省委专函赶到无棣。

县委书记张雨村把事交给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延津，赵延津又派了张学德专办。张学德骑上单车到城关，把寻人启事贴了出去，最后在县城东关找到了人。见面的场面并不体面。牛宝正当时正被公安管制。

当地不了解他在北平那几年的底细，只看他干过国民党的警察队长、当过监狱看守班长，无棣县公安就对他进行了管制。那些事当年就不能说，隔了十几年，更不知从哪儿说起。张学德几次跟他谈，他才交代了，说自己在草岚子监狱帮过共产党的秘密组织。

问他帮的都是谁，他答不上安子文、刘澜涛这些名字，只记得当年那些人叫徐子文、刘华甫，还能把长相、身量说出来。这些化名，正是当年那几位在狱中用的。

描述的相貌也对得上。身份就此核实无误。请他进京，他起初不肯。他说自己对党没有多大功劳，家里穷，故土难舍，独子又不在跟前。

安排妥当之后，他才应下，收拾行装动身。到北京后，刘澜涛、杨献珍等人分别见了他。工作定在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——还是那个院子，还是那道门，他这回是走进去上班的。待遇定的是干部行政十八级，独子牛建中也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。

十八级到底是什么分量，得把话说明白。1950年政务院试行的是二十五级工资制，以小米计，最高一级每月三千四百斤，最低的勤杂人员一百二十斤，十八级约在二百到二百五十斤小米这一档，属于科员到副科长之间。

这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的待遇，一个月的米，管得住一家人的锅，谈不上宽裕。它真正给出的是另外两样东西：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，和一次干干净净的正名。头一天还在按规定接受管制的人，从此每月凭这个级别领薪水。

1954年11月，牛宝正病故于北京，享年68岁。他留下遗嘱，儿子牛建中扶柩回了无棣，葬在牛姓祖茔。从1936年底逃出北平算起，他在老家做了十几年小买卖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。

找他的人只记得一个代号，靠一张贴在县城街口的寻人启事把他翻了出来。那个代号究竟是怎么来的，他自己大概到临了也没弄清楚。给他起这个代号的人，隔了十四年还认得他。

参考资料：

江青手握周恩来"脱党"证据欲置其于死地.人民网（周恩来纪念网）.2021-05-31

踏寻北京红色印记｜信仰铸就铁窗里坚强的战斗堡垒.北京日报.2021-05-31

公务员职级工资变迁：职务工资渐重不升官难涨薪.人民网理论频道.2021-05-31

寻找秘密战线的功臣"OX.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（人民网党史频道）

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——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.马克思主义研究网（杨奎松论文）.2019-07-31